文/李厚何

因为近期一连串失当操作，让加拿大站到了中国人的对立面。这大概是很多加拿大人并不愿意看到的。

笔者旅居加拿大多年，据笔者观察，加拿大与中国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以为自己对中国很了解，但实际上没那么了解。而且经常把一些实际上在中国很边缘的人物当信息了解对象。

壹

加拿大是亚洲以外海外华人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最新(2016年)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加拿大全国人口总数的22.3%(770万)为有色人种，其中华裔在少数族裔中总人数和占比仅次于南亚裔，分别为1769195人和20.5%，其中大多伦多和大温哥华地区华人总数分别高达70万人和47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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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是亚洲以外华裔比例最高的城市。

2016年人口普查时全市总人口19.83万，华裔比例高达52.5%，到了周末，附近华人蜂拥而至(消费、逛街、餐饮)，街上说中文的比说英文的还多，恍惚回到了中国，到处都是中文招牌和中国元素，以至于被大陆来的新移民戏称为“小解放区”。

在温哥华等一些加拿大大城市，机场、轨道交通的自动售票机、驾照的路考……都可以选择中文服务，加拿大许多政客都会特意给自己起一个中文正式姓名。

如现任外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现任国防部长石俊(Harjit Sajjan)、前任国际贸易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分别是欧洲裔、印度裔、法裔，并无华人血统，却早早起了中文官方姓名，目的是“方便和华人交流”。

每逢华人节日，加拿大三级政府领袖、各级议会议员、在朝在野的政客都不忘用或生或熟的中文秀一句“恭喜发财”之类。

但实际上加拿大人只是“以为自己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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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接触过的许多加拿大人不知道中国城市的家庭电脑和智能手机普及率不亚于加拿大，不知道中国有高速公路(更不用说高铁了)，以为中国人“家里普遍很穷，在加拿大挣了钱要经常往家里寄”。

一些加拿大人则正好相反，以为中国人“都是自以为是的大富翁、有的是钱”，来加拿大省吃俭用“只是装穷，目的是骗福利，占加拿大的便宜”。

有一些加拿大人(尤其生活在华裔较少城市和农村的加拿大人，因为华裔比任何族裔都爱“扎堆凑热闹”，2/3以上的华裔居住在加拿大人口排前五位的都市圈)对中国人和华裔的了解仍停留在“史前”。

笔者甚至亲耳听见有住在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这还是个省会)的加拿大人问我“你住在中国的亲戚，男的是不是已经不留辫子了”，一副“探究知识”的诚恳，丝毫没有恶意。

有趣的是，这些其实不怎么了解中国人、华裔的加拿大人，却往往自以为很了解。

前些年汶川地震，加拿大一个专业协会组织热心地跑到四川灾区，想教中国灾区“搭建加拿大木质住房”，后来他们自己也笑称“我们太不了解中国了”——灾区偏僻村子的居民都会搭建木质住房，之所以越来越少只是因为砖混或钢木结构的新式建筑更适合当地的气候，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不会搭”。

笔者两个儿子所在的小学，是大温哥华地区一所专门招收高智商儿童的私校，近年来华人入校比例渐高，校方打算办个活动“显示一下和华人社区的亲密”。

恰好那年是农历鸡年，他们就搞了台“中国年嘉年华”，老师们(没有一位华裔)煞费苦心地制作了一个写着个大大“鸡”字、金碧辉煌的空画框，作为活动“最大惊喜”，想让孩子们把自己套进这个大画框拍大头照留念。

等活动结束，他们发现华裔女生没有一位举着画框拍照的，觉得很诧异，一本正经问华裔家长，华裔家长们哭笑不得：哪个稍稍懂一点华人“典故”的女生，会自己把自己拍成“鸡”呢?

贰

小事如此，双边政治、经贸、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大事”也自不例外。尽管加中关系难免出现波折，但双边接触、交往越来越密切、频繁却是大势所趋，因此加拿大政党、政治家往往愿意聘请一些“中国通”，作为自己了解中国和加拿大华裔的“高参”。

华裔政治家经常会成为加拿大政党、政治官员心目中理想的“中国事务高参”人选，如联邦上议员、新加坡华裔胡子修(Victor Oh)和首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加拿大联邦下议员、和杜鲁多同属于联邦自由党的谭耕(Geng Tan)，在杜鲁多上任之初就多次随同出席各种和中国、华裔有关的活动，并频繁参与“涉华”互动。

曾任联邦移民部长的前任驻华大使麦家廉，妻子林秀英女士(Nancy Lim)系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三位儿媳则大多是本地土生华裔，他由内阁重要部门的部长转任驻华大使，也曾被普遍认为是“遴选对华事务高参”的需要——虽然麦家廉本人不是华裔，但他们家“四个华裔媳妇”的背景，想不惹人瞩目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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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如此，在野党也不例外，席位在联邦国会中居第三位的联邦新民主党，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身边就聚集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由华裔人士组成的“高参”团队，他是印度裔，并没有华裔血统，“驵勉诚”这个“古色古香”的官方中文姓名，就是华裔“高参”之一——曾是大温哥华华文媒体知名媒体人的温哥华市华裔居民姚永安(Gabriel Y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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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联邦层面的官员会聘请“中国事务高参”，省一级的官员或政治家也会如此。

如离中国距离最近、华人众多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前省自由党籍省长简蕙芝(Christy Clark)，就曾在2016年正式任命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华裔政治家袁薇(Wendy Yuan)为“省长特别顾问”;前面提到的姚永安，也曾以该省在野党(省新民主党)“影子省长”的“特别顾问”身份活跃在省级政坛。当然，省级官员、政治家组建“中国事务高参”团队的情况，基本上都发生在华人社区较为庞大、和中国联系较为密切的省份。

加拿大各级政府、政治家往往有“认脸”的习惯性思维，认为“中国事务高参”还是找华人比较方便，这在许多时候是有效的，但有时也未必如此。

如胡子修、谭耕两位，就在一度活跃后遭遇了不少尴尬和麻烦，如今虽仍频繁往来加中两国间，但“曝光率”已大幅下降，此次加中双边关系紧张期间他们两人都曾访华，却并未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果。

如前所述，并非“长着一张华人脸”就自动获得“和中国/华人社区联系”的“加成”，有些华裔“高参”其实并不比许多非华裔更了解中国，他们的“高参意见”自然也只能是“指东打西”，还有些则因某些特殊原因，充当“高参”反倒会起反效果。

如前联邦保守党籍总理哈珀和其重要阁员、联邦移民部长肯尼(Jason Kenny)曾先后重用一位名叫“Tenzin Khangsa”的喇嘛担任“高级顾问”，这位“高级顾问”却出了一个让哈珀借北京奥运开幕式和中国“叫板”的“馊主意”，让加中关系走了好几年的弯路。

现任总理杜鲁多还没当总理时，曾委托党内资深华裔政治家、前联邦国会议员陈卓愉(Raymond Chan)负责加拿大西部对华裔联络工作，结果却捅出了“程慕阳事件”这样天大的漏子。

叁

其实“中国事务高参”基本素质的关键，是了解中国及华裔，和沟通对象间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沟通障碍”，是否华裔并不重要。

曾先后在联邦自由党和联邦保守党内担任外长等要职的艾民信(David Emerson)，是公认“最出色的中国事务高参”之一，离开政坛后还曾出任中国投资公司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但他并没有华裔血统。

曾在二战期间作为加拿大驻华最高外交官在中国活动、为加中建交作出“不可替代贡献”的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曾先后为来自不同政党的多位加拿大总理提供关键性“中国事务参谋意见”，他并没有华裔血统，却作为传教士和教育家之子出生在中国襄阳，能说一口流利的、带方言口音的中国话，更曾在赴华任职途中结识了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活动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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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有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中加关系紧张之后，曾任加拿大联邦总理的政坛元老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作为现任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关键时刻的“中国事务高参”，发挥了积极作用。

克雷蒂安1993-2003年出任加拿大总理，在任期内他高度评价加中关系，并将加中经贸关系视作“加拿大国际贸易多元化”、摆脱对美过度依赖的关键，三度率领大规模经贸团队访华。卸任后这位前总理经常代表私人客户定期访华，被公认为加拿大政坛的“知华派”。更重要的是，他是杜鲁多所属的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元老，是和杜鲁多“父一辈子一辈”交情的“自己人”。

然而，克雷蒂安是魁北克法裔，同样没有什么“华人血缘”。

大陆的朋友常常对加拿大政府、政党“总对中国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感到诧异，问“你们难道不懂么”。

其实他们真的白问，因为相当多的加拿大政治家的确并不怎么了解中国、华人，尤其当代中国和当代华人，更要命的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特意请了不靠谱的华人“高参”，普遍以为自己“已经弄懂了中国和中国人”，而“以为很熟”恰恰是最要命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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